数字货币犯罪中“非法认知”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数字货币已成为我国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匿名性和开放性，对国家金融信贷资金的安全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数字货币发展时间短，有关数字货币的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形成，违法知识的客体是法律规范，导致对行为人违法知识的判断缺乏完备性在数字货币犯罪中。

目前，数字货币已成为我国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匿名性和公开性，也对国家金融信贷资金的安全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数字货币可以被用来隐藏、转移和“粉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已成为关联犯罪的一种可能手段。在司法监管体系上，虽然国家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政策，加强对数字货币市场的监管，打击相关犯罪，但由于数字货币的法律监管体系不完善，具有独特的特点。数字货币的属性，使得在打击数字货币犯罪的过程中，还存在行为定性、犯罪选择、数额认定等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违法认知的认定难易程度以及违法认知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程度的影响，往往成为控辩三方争论的焦点。目前，我国已启动数字人民币试点，正在建立数字货币监管体系。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加大对数字货币犯罪违法性的深入研究，以实现对数字货币犯罪的有效治理。

数字货币犯罪中的违法认定困境

非法知识的对象难以识别。由于数字货币的发展时间较短，数字货币的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形成，违法知识的客体是法律规范，导致在数字货币犯罪中对行为人违法知识的判断缺乏完整性数字货币犯罪是最典型的。目前，数字货币的监管依据主要与国家部委和行政法规出台的以虚拟货币为监管对象的相关金融政策有关。这种复杂的、不具体的监管依据导致其违法性判断缺乏评价对象而陷入判断。困境。

非法知识与社会危害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社会危害性是对违法行为的认识和判断的最低标准。只有当行为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时，才能判断其违法性的认知。就数字货币犯罪而言，侵犯的主要合法权益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民财产。但是，由于法律法规中对数字货币的规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对于数字货币的犯罪行为，很难认定其是否侵犯了合法权益。此外，由于数字货币犯罪对公民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可以追回的，因此此时公民的财产权是否受到实质性侵犯也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对非法知识的误判规则有待完善。数字货币犯罪的认定，需要行为人对规范数字货币交易关系的法律及所涉及的技术工程有一定的了解，但了解程度不易判断。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金融机构实施的政策和答复能否起到合理信任的作用，进而影响对行为人违法性的判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现有数字货币权利义务分配规则模糊不清，导致从业人员无法清楚了解相关金融机构审查义务的范围和具体内容，进而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产生错误认识。从事数字货币交易的人员。认可标准的判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识别数字货币犯罪违法性的标准

根据数字货币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的特点以及非法认知的构成要素，对数字货币的非法认知判断应按照以下顺序和内容进行判断。

首先，数字货币交易者应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交易数字货币犯法吗，就法定数字货币而言，其本质上是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应遵守现行的法定货币法律法规。根据相关规定，我国法定数字货币为数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现已启动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试点，并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中赋予数字人民币法律地位。如果草案获得通过，我国将依法行事。对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监管，法定数字货币的交易者应清楚了解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制度，主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另一方面，就私有数字货币而言，它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性，这使得它不同于虚拟货币。私有数字货币不受网络运营商监管，而是由交易者自己监管。因此，私人数字货币交易不能直接应用于虚拟货币或虚拟财产的法律监管体系。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法律规范，对涉及私人货币的交易的违法性判断只能参考虚拟货币的法律规范和私人数字货币的相关政策。

其次，数字货币交易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相关行为对社会有害。数字货币交易者在进行法定数字货币交易时，即使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定，基于生活常识，也应该知道自己不能伪造、发行和筹集未经许可的国家法定数字货币。此类行为将危害国家金融秩序。如果存在类似行为，则可以确定肇事者能够认定该行为对社会有害。目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防范代币发行和融资风险的公告》，我国禁止在国内市场进行私人数字货币交易，不能进行私人货币交易市场登记和人民币兑换。私人数字货币交易者擅自开设交易所兑换人民币，无法通过国内银行支付系统实现，需要使用境外账户进行二次结算。这时，行为者应该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国家禁止的。一旦实施将破坏国家金融监管秩序。

最后，难免判断数字货币交易者是否存在非法误解。具体来说：一是数字货币交易者是否具备了解法律的客观条件。这主要可以通过犯罪人的教育背景、职业地位和生活环境来识别。金融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其获取和学习数字货币交易知识的能力高于普通大众。类似的群体是参与金融监管的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人员对数字货币政策法规的变化高度敏感。对于以上两类人群，可以推定他们具有违法的认知能力。其次，数字货币交易者是否努力识别数字货币相关法律法规。数字货币交易者对数字货币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时，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和政府金融监管主管部门申请就数字货币交易的合法性作出行政批复。关于咨询商业银行和专家并获得答案的有效性，由于与政府行政答复相比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不能认为已经努力识别数字货币相关的法律法规。事实上，大多数城市级地区都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和金融监管政府部门，因此验证数字货币交易者是否在努力识别数字货币相关法律法规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总之，对数字货币交易者的违法行为的判断应符合常识、常识、常识的“三常”判断。

关于认定数字货币犯罪违法性问题的回应

首先，如果以数字货币交易为工具进行传销和诈骗，肇事者的违法判断能否适用于上述判断标准？笔者认为，此类行为不能适用于数字货币犯罪的违法性判断标准。此类行为本质上是伪数字货币犯罪。伪数字货币犯罪与数字货币犯罪的区别在于，伪数字货币不具备去中心化的特征。它由特定的货币机构发行，可以无限期发行。生产的速度和数量完全由平台控制。伪数字货币犯罪与数字货币犯罪的性质不同，不能适用判断数字货币违法性的标准。另外，就伪数字货币传销诈骗犯罪而言交易数字货币犯法吗，只是因为犯罪客体发生了变化，客观行为本质上仍然是传销诈骗，其主观意图仍然是知情人的知情权。破坏他人财产权和国家监管秩序。 ，与传统的传销和诈骗没有本质区别，不需要单独解释说明。

第二，数字货币犯罪中对违法性的误解是否可以作为从轻犯罪的理由？笔者认为，对违法行为缺乏认识，可以成为酌情从宽处罚的情形。数字货币犯罪本质上是一种刑事犯罪，但由于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对其违法性的判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数字货币犯罪的违法性与承担刑事责任的关系与一般犯罪相同。非法认知是一种有意的成分。如果对违法的认知出现错误，其主观故意层面的谴责性就会降低。对违法性的误解不能阻止犯罪的成立，但会导致行为人在主观层面的罪责性降低。根据责任原则，可以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对数字货币犯罪中的违法性的误解可以成为酌情从宽处罚的情节。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